為官從政，當(dāng)“不受虛言，不聽浮術(shù)，不采華名，不興偽事”，以實干為基、拿實績說話。只有從實處抓起，謀實策、出實招，務(wù)實事、求實效，履職盡責(zé)，實干擔(dān)當(dāng)，才能用自己的“辛苦指數(shù)”換來群眾的“幸福指數(shù)”。

惟有“民”字大于天，最是“實”字值千金。宋朝理學(xué)家呂本中所著《舍人官箴》中講“當(dāng)官處事，但務(wù)著實”“百種奸偽，不如一實”。為官從政，就要對人民群眾有真感情；干事創(chuàng)業(yè)，就必須有擔(dān)當(dāng)實干的真本領(lǐng)、真行動。

清人高廷瑤為官公正，政聲頗著，所到之處，吏畏民懷，被譽(yù)為“嘉、道間循吏冠”。他在《宦游紀(jì)略》中記述了一則問答：有一次巡撫錢培山問他：“官如何才為愛百姓？”高廷瑤說：“必有一副愛之之心，又必有一副愛之之力。無此心則撫摩噢咻，無非沽名市惠，是假之也，何有于民？有此心而才具精神不足赴所欲為，亦徒虛此愛耳。故真愛百姓者，以實心行實政，廢一不可也。”顯然，在高廷瑤看來，一個官員真愛百姓，就必須有實心，行實政。當(dāng)然，自身還要有真本領(lǐng)。

“以百姓之心為心”，以民為本、奉民為天，“問民所疾苦,撫摩而噢咻之”，急民所急、憂民所憂，為群眾解疾苦、辦實事。如果心里根本沒有百姓，只求一己私利，必然會對群眾的訴求置若罔聞，對群眾的需求久拖不決，其所作所為也一定是“沽名市惠”、撈取名利。“為人臣者，以富樂民為功，以貧苦民為罪。”從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，到鄭板橋的“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一葉總關(guān)情”；從杜甫的“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”，到于謙的“但愿蒼生俱飽暖，不辭辛苦出山林”，都充分說明心中有民方可為官。古人講：“富貴利達(dá)，眼不可熱。民生休戚，腸不可不熱。腸不熱，則百姓之休戚，如秦越肥瘠，漠不相關(guān)矣。”為官從政，是熱衷于富貴利達(dá)，還是熱心于民生休戚，這是檢驗心中是否有民、為民的一道分水嶺。

實心為民最直觀的體現(xiàn)，就是以實干創(chuàng)實績。一個人若是高談闊論有愛民之心，而不付諸于愛民之行，充其量也只是假愛、虛愛而已，其所行也必是敷衍應(yīng)付的虛政、瞞天過海的假政。“虛與實之分，禍與福之紐也。”古往今來，凡事無不成于真、毀于假，興于實、敗于虛。盛唐時期的姚崇，有賢相之名，臨終前有人問他有什么為政經(jīng)驗，他只講了四個字“崇實充實”，意思是說，為政只有崇實，國庫才能充實，同樣，百姓的日子也才能殷實。為官從政，當(dāng)“不受虛言，不聽浮術(shù)，不采華名，不興偽事”，以實干為基、拿實績說話。只有從實處抓起，謀實策、出實招，務(wù)實事、求實效，履職盡責(zé)，實干擔(dān)當(dāng)，才能用自己的“辛苦指數(shù)”換來群眾的“幸福指數(shù)”。

實心和實政，二者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。有實心是行實政的前提，對群眾不能全心全意，而是半心半意，甚至假心假意，就枉談實政；行實政是有實心的體現(xiàn)，若是口能言之、身不能行，其所謂實心也不過是自欺欺人。當(dāng)然，要把心系百姓的實心落實在造福百姓的實政上，還必須要有本領(lǐng)、有才能。這是履行職責(zé)的前提和基礎(chǔ)。

實心是服務(wù)人民的原動力，實政是造福百姓的衡量器，本領(lǐng)是干事創(chuàng)業(yè)的金剛鉆。黨員干部必須正其心、誠其意，增其能、盡其責(zé)，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錘煉真本領(lǐng)，創(chuàng)造真業(yè)績。（寒山石）